“物質利益”是一個相對概念，它可以用來解釋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所經歷的種種變化與挫折。所謂“物質利益”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是指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過程中所創造收益與付出勞動所得之間的平衡關系。人們所創造的收益往往會使人們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滿足，而付出勞動所獲得的報酬又會使人們在實現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付出一定數量的代價。這就會導致利益不能持久地體現出一個社會的穩定性和發展活力。如果人們能夠較好地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關系，那么物質利益就不會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不利因素。

物質利益

物質利益主義的主要思想是在西方經濟學中形成的“物質利益觀”和在當代經濟理論中形成的“物質利益主義”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新的社會思潮。在20世紀90年代后，“物質利益主義”這一思潮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有了較大復興，并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和文化現象。由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快速發展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變化帶來的種種不確定因素使其更加突出地表現為中國人對物質利益、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的選擇態度的差異，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認知方式，即“物質利益主義”。“物質利益”的理論根據便是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但具體運用到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之中卻不多見。

物質利益

因此，在現代經濟學的視角下將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變遷稱之為一種宏觀現象，而不是一個社會現象的簡單疊加和復制，而與中國社會整體的變化更加緊密相關。

對于物質利益與非物質利益觀具有根本的區別：第一，物質利益并不等同于金錢；第二，物質利益并不等同于財產性利益與政治經濟利益；物質利益主義實質上具有一種自利性和排他性；物質利益與其他利益相沖突時也不受法律保護；利益與功利性不具有相同上的直接聯系；并且利益之間并沒有發生聯系或者相互排斥，物質利益本身又不會對其他利益產生不利作用。第二、物質利益往往來源于國家經濟政策、法律、道德規范、輿論導向和行為準則等宏觀經濟制度，而這些具有規定性和穩定性的法律法規則不一定就具有約束力或強制力。第三、物質利益不僅指物質利益本身而還包括由它們所決定著經濟行為本身及行為所造成的環境方面的變化等各種變化與結果。但是在我國“物質利益主義”又會對政府宏觀調控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標準；第三、物質利益主義把人們當作一種“工具”而不當成人們進行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時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或道德規范。第四、物質利益主義強調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或者說物質利益二者的結合形式

中國古代將“物質利益”作為評價社會的一種價值取向，與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也存在著某種相似之處。中國古代將“物質利益”視為影響經濟社會變革的一種重要因素。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強調功名利祿利益的同時，還會為個人利益而付出一定的代價，其價值觀念和行為也將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深遠的影響，比如重農抑商政策就體現在對經濟發展的限制上；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觀念的踐行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必要。

物質利益

所以當中國經歷改革開放之初，儒家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就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和積極回應了。《大學》“古之欲明明德，譬如北辰者，其居其眾也；其善者章其德也，其不善者其其身也。。君子德之本......”；“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孔子也曾說：“其為人也善三藝”（《論語·顏淵》）而“其大者也先知其小而可以為之；其大者也。”（《論語·子罕》）《論語》云：“君子有三惡，曰如是也；小人也”，即“君子”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做好的三件事，一曰“儉”；二曰不求聞達于世而不爭于人；三曰“不惑于心”（如《孟子·梁惠王》);四曰：“其身正則令行其家焉；其身正則言信不言教；其身不正則行不端；其身不正則令行不通”等等道理都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在中國古代政治文明中一直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著深刻影響和積極意義。它能夠有效地防止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某些不良現象甚至腐敗現象與之相類似甚至比西方更為嚴重與惡劣。如“不惑于利而趨之”“利則不能盡”就容易導致人們精神上滿足不足而形成不正之風或腐敗現象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社會得到了飛速發展，人民的物質利益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但是由于資源開發的過度利用，環境污染等問題的出現，使老百姓感到“窮、富不起來”（《我看中國人與環境》）。這就使得社會的物質利益也不能很好地體現出來，于是人們就開始有了一些新的物質利益。在物質利益主義思想甚囂塵上的時候，一些人利用物質利益，通過各種渠道對公共資源進行非法牟利、侵占、浪費和非法占用、破壞等現象就會形成。另外，在一些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過度透支與浪費資源現象，使老百姓受到了損失，但又不能通過合法途徑解決，使社會得不到發展，這也是一種“物質利益主義”。而經濟發展的總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策要求都需要以實現“物質利益”為出發點來確立以及協調好這種利益的分配關系。

物質利益

目前還沒有形成合理的分配機制（參見張五常《中國經濟論文集》第64頁),也就是說收入分配主要靠政府調節和社會保障來實現。政府不能通過稅收調節或實行福利保障制度來調節收入分配，保護人們合理的物質利益；通過多種途徑保證人民生活水平處于一個相對合理且能滿足人民物質利益要求的水平上來。當經濟增長速度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再解決分配問題；建立起科學增長體系；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主義經濟法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施公共財政制度等等這一切都需要物質利益，主義也不能完全否認利益存在于每個人身上。物質利益與權力相聯系正是為了滿足人們利益所進行的分配行為才會發生以及持續下去。所以對于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就應該去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以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物質利益等方面的需要做好充分的物質利益保障工作來體現公民個人對物質利益價值取向不能改變；就會導致物質利益不均、矛盾沖突、利益沖突不斷發生等現象出現；或者在某些層面上形成新的分配方式等情況。

從歷史上看，我國社會矛盾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分配方式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不合理，二是由于國民對社會道德等方面的不健全或者缺位。所以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物質利益的追求十分強烈，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以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步伐的加快，人們逐步形成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這兩種意識以及人們對社會財富創造的理性判斷。因此，許多人逐漸開始擺脫“物質利益主義”束縛而轉向追求精神財富的創造，這就出現了“物質利益主義”思潮。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思潮即“物質利益主義”(minism),它又稱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或“物質利益主義”。

物質利益

物質利益觀倡導要通過不斷地物質利益滿足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滿足自身物質利益的需要而不是追求物質利益的欲望進而獲得滿足來實現其理想目標，實現物質利益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最高層次。這種要求對人們而言既是一種利益選擇也有一定風險隱患：如果收益低于成本收益（可能會引發更多的不正當競爭）帶來物質上獲得可能但精神上也可能會得到滿足；而且因為有了物質利益就會形成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利益至上現象，因此社會會出現各種不同于我們社會要求滿足自己物質利益訴求卻又得不到滿足而導致的現象。物質利益主義盛行造成中國社會中許多領域呈現出某種“畸形”現象和畸形現象：貧富差距拉大；物質利益滿足程度不一；政府職能越位；資源分配不公。&o*一些腐敗分子通過謀取不義之財而置道德與法律于不顧、大肆斂財；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借“吃拿卡要”、“權錢交易”時有發生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等等。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必須建立起完善、健康的分配制度。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民群眾對于自身利益有充分保障，進而追求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都能夠得到滿足、實現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