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 ）它是在 20世紀和 60年代首先在美國興起的一門邊緣科學。主要是指運用語言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社會科學角度研究語言的社會本質和差異的一門學科。
對這個定義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一些學者認為這項研究應該集中在語言上，并結合社會因素的作用來研究語言變異；有學者認為是語言社會學，研究語言與社會的各種關系，用語言材料來描述和解釋社會行為，把語言看作一種社會現象。
在當前中國，“社會語言學”與“文化語言學”語言文化學”如果有混淆的地方，還是區分一下比較好給你“社會語言學”相對固定的內涵、一個相對穩定的擴展，不能作為“漫無邊際”的“糊里糊涂”的概念。
社會語言學目前在國內主要是一些研究方言學的學者在做，或者是一些學者從方言學領域轉來的。有一定的原因，方言，文化、方言和民俗等等，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也是中國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首先，社會生活的變化會引起語言（諸因素）變化，包括社會語境的變化對語言要素的影響。
第二，從語言（諸因素）的變化探究社會（諸因素）的變化。
第一個領域，社會是首要的，社會的變化只引起語言的變化。在第二個領域中，社會仍然是第一性的，但并不存在語言相對主義者所認為的有模式的語言會產生的社會模式或社會文化這種東西。
社會語言學的任務是描述“語言與社會結構的共變”共變”是現代語言學中常用的新術語。該命題說的“共變”是現代語言學中常用的新術語。該命題說的“共變”語言似乎是一個變量。這兩個變量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聯系引起相互變化。
索緒爾（Saussure，1857-1913）首先提出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向。
他認為Language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語言（Langue）即平時人們研究的語言系統或是總結語言的使用，例如語法，句法，詞法等；
另一個方面便是言語（Parole），即社會語言學，語言的當代的使用偏好，與當代社會相關聯的研究方向。
但并未得到當時學者們的重視。
布萊特（W. Bright, 1966）他認為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變異。
研究內容涉及七個方面：
1. 說話者的社會身份；
2. 聽話者的身份；
3. 會話場景；
4.社會方言的歷時與共時研究；
5. 平民語言學；
6. 語言變異程度；
7. 社會語言學的應用。
他的視角涉及語境、語言的歷時與共時。他的重點放在“語言變異”上，社會語言學本身也是以變異為立足點。
費希曼（J. Fishman, 1972）他將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微觀社會語言學以語言為出發點，研究社會方言和語言變異，考察社會因素對語言結構的影響；宏觀社會語言學則以社會為出發點，研究語言在社區組織中的功能。費希曼是將社會語言學二分為宏觀和微觀。他是關注的是不同層面的研究對象。
海姆斯（D.Hymes, 1974）提出，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目標有三項：
（1）既有社會目標又有語言目標；
（2）社會現實的語言學，意指拉博夫及其同事所從事的工作；
（3）社會構成的語言學，旨在探究語言在使用中的范圍廣泛的理論。
海姆斯特別強調社會語言學的目標應該具有廣泛性、“跨學科性”和“多學科性”。
她將研究內容細分為五個方面：
（1）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語言狀況，和按照各種屬性劃分的言語共同體使用語言的狀況和特征；
（2）各種語言變體的構造特點及其社會功能；
（3）交談的情景與選擇語碼之間的關系以及語碼選擇與人際關系的相互作用；
（4）社會以及不同的集團對各種語言變體的評價和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效應；
（5）由于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原因以及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語言變化的方式和規律等。
她的界定主要是關注言語共同體、語言變體、語碼轉換、社會與變體的聯系這幾個方面。
楊永林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個語言學分支。
社會語言學研究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語言結構，一是社會語境。通過研究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社會語言學試圖透過社會文化現象分析研討言語行為。并通過語言使用現象說明社會結構及其內在機制問題。語言結構是傳統語言學關注的一部分但是社會語言學的特點是把語言和會話者的背景，所處的語境作為研究的部分。重視社會與語言的相互影響。
游汝杰、鄒嘉彥 指出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學科名稱是由社會學（Soci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復合而成，內容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Social Linguistics，基本涵義是：從語言的社會屬性出發，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語言，從社會的角度解釋語言變體和語言演變；
二是Sociology of Language，基本涵義是：從語言變體和語言演變的事實，來解釋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演變和發展的過程。
從研究方向來界定社會語言學，簡而言之，前者是從社會研究語言，后者是從語言研究社會。
陳原（1918—2004），廣東新會人，生于1918年5月23日。1938年畢業于中山大學工學院。從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廣州、桂林、重慶、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書店、生活書店、三聯書店任編輯，參與《世界知識》《讀書與出版》《國際英文選》等雜志與書籍的編輯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世界知識出版社、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文字改革出版社擔任領導工作。曾在文化部出版局、國家出版局擔任過黨內外的領導職務。現任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副理事長，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上海辭書學會顧問，友誼出版公司名譽董事長，國際世界語協會會員，國際控制論學會會員，世界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學會國際理事會成員。 著有《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辭書與信息》、《在語詞的密林里》等。《人和書》是他在《讀書》上開設的專欄文章的結集。
陳原從三十年代起從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語運動，同時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地理和語言文字，有一些譯文和著作。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主要做出版方面的領導工作。他曾謙遜地說：“我對語言本無研究，只不過是個門外的愛好者。”不過在文化革命中，惡棍姚文元借著一部詞典狠狠地給打了一棍子，黑線回潮啦，復辟了，大帽子鋪天蓋地而來，暈頭轉向之余，很不服氣。于是一頭扎進語言現象和語言學的海洋……。從此走上研究社會語言學的道路。他的第一本語言著作《語言與社會活》正是在“文革”期間寫的讀書札記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這本書六萬余字，內容涉及比較詞匯學和社會語言學的若干問題。
作者首先用一些語言事實論證社會與語言的密切關系，說明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對語言詞匯產生巨大影響，接著討論了社會生活對語言的幾種特殊影響。
一是不同時代存在的一種把語言化為靈物來崇拜的迷信現象，特別舉出“文革”中的很多實例；
二是對語言的污染一一濫用外來詞，他認為“洋涇浜”是語言污染的頂峰，是應該完全加以否定的；
三是社會互相影響造成語言間的借詞，討論了漢語借詞的歷史過程，特別討論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引入，術語的國際化、標準化與規范化問題。 該書還用相當的篇幅討論由于交際的種種需要而出現的委婉語。這本書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接觸了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語言現象，文字流暢，言詞犀利，作者鮮明的愛憎躍然紙上，作者在“前言”中說：“這六萬字的筆記作為一個語言學的小學生同文化專制主義惡棍們作斗爭的記錄，……也許可作為這個動蕩年代一個小小側面的反映罷。”雖然是自謙之詞，但恰恰說明它的時代特點。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社會語言學》一書是《語言與社會生活》的續篇和發展，是有關社會語言學若干理論問題和若干實際問題的探索。社會語言學在國外雖然早已引起人們的重視并成為一門學科，但在我國還是一個空白，陳原的《社會語言學》填補了這個空白，具有拓荒的意義。作者力圖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研究社會語言學。
在全書開始的幾章，集中闡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語言本質的認識一一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現實。
這三點是作者研究社會語言學的出發點。與上述觀點相關，作者又從信息論的角度闡明了語言作為信息載體或作為信息系統在社會交際中的重要作用。該書第十章“從社會生活觀察語言的變化”與第十一章“從語言變化探索社會生活的圖”是全書論述的主題。這兩章體現了作者關于社會語言學的基本觀點：“照我的理解，這門學科一方面應當從社會生活的變化，來觀察語言的變異，另一方面要從語言的變化或‘語言的遺跡’去探索社會生活的變動和圖景。” 在第十章中他通過各種語言的許多具體事例說明社會生活的變化引起了語音、語法和詞匯的變異，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帶來了相應的新語匯，有一節專門從配偶稱呼的變化說明出現新事物或新關系時必然產生新語匯。也就是說語言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只有當社會生活停止的時候，語言才不起任何變化，不過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作者最后指出，語言的變化是許多因素，時間、地域、社會、社會集團等等促成的，在第十一章中，作者闡述如何從語言的變化或語言遺跡中去探求社會生活的變化，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引用了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十二個論點，著重說明可以從語言的變化探求社會現象的本質。在這一章里，作者又特別比較一些語言，親屬稱謂及稱謂語的不同與變化，來考察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不同與變化。還從甲骨文等古代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來探求中國古代社會的圖景。
在《社會語言學》一書中，作者還考察了語言與思維的若干問題，接觸了模糊語言的問題，說明語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社會生活中不能廢除的，但在一定的交際場合也不完全排除精確信息，全書的最后幾章又對《語言和社會生活》中的某些問題作進一步的發揮。如語言的互相接觸及借詞問題，術語及縮略語的社會作用問題；委婉語與語言禁忌問題等。最后作者還討論了語言感情與國際輔助語的問題。他認為世界語（ESPERANTO）實踐了近一百年之后證明，這種方案作為國際間的輔助交際工具是有希望的。
從現代漢語幾個用例分析語言交際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效能——《一個社會語言學者的札記》（1983年）是根據作者在中國語言學會第二屆學術年會的論文寫成的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文章開頭介紹了與語言學有關的信息論的幾個術語，如信息量，最大信息量及由此派生出的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多余信息等。他指出，社會語言交際活動不但要求最經濟的條件下傳遞最大信息量，而且周時講求這個消息能引起最佳社會效能。
他舉了十個用例說：
1. 傳遞一個信息，力求達到這個消息的最大信息量。因此在時間緊迫的交際場合（如球賽暫停時教練對隊員的臨場指導，電報電文）就要求直截了當、言簡意賅。有時不用語言，只用某種符號（如交通方面所用的各種標志）。
2. 在社會交際中消息的傳遞還講求最佳效能，即能引起最好的效果。為取得最佳效能，必須符合社會準則，思維習慣，語言習慣，心理狀態等社會因素，不光是純技術問題。
3. 為使主要信息達到最大值，同時取得最佳社會效能，有時要排除冗余信息，減少次要信息，有時卻要根據特定的社會環境，有意識地增加冗余信息，如對主要信息的重復，加大音量或印成黑體字，將容易引起歧義的部分重復一次或多次，將主要信息的同義詞或補足的多余信息加上去，適當地輔助以次要信息等等。
4. 有時為了達到最佳社會效能還需加上感情因素，特別是在處理潛信息的場合。
此外，陳原還發表了一些有關辭書編寫及世界語的論文。
社會語言學已經取得了一些明顯的進展。隨著語言學家研究的深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社會語言學發展了交際民族志、跨文化交際、交際社會語言學、語言社會化與語言習得、會話分析、語言變異研究等流派。
1.交際民族志學
交際民族志主要關注語言文化、社會之間的關系來研究語言使用的規律，它側重于文化人類學的概念來描述語言的使用，特別是在不同的社區、組織、社區和社會中不同文化習俗帶來的限制性特征，如：特定社區的社會語言學資源、這些資源在實際會話活動中是如何開發和利用的等等；
2.跨文化交際
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在不同語言文化環境下的交際策略和具體差異；
3.交際社會學
交際社會語言學側重于研究一個種族內部的交際差異，如同一種族內部的性別差異對交際策略的影響，不涉及跨文化跨種族的交際策略；
4.語言習得
語言社會化和語言習得的研究認為語言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兒童與語言習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美國人的語言習得與他們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
5.會話分析
會話分析是一個專門的學派（在英語文獻中，經常用大寫的CA來代替）本文主要研究兩個或更多人之間的對話，這為其他關心實際言語的社會語言學家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
6.語言變異研究
語言變異的研究以拉波夫為代表'變異學派'1966年，美國社會語言學家拉普夫發表了《紐約城英語的社會分層》（ Social stratum English English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3356 for applies 3356 language）這篇文章產生了重要影響。他仔細調查了紐約中上檔次百貨公司員工的心聲，用了一個含有fourth的句子作為調查手段。
他發現不同的r 發音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社會階層：有的人R發音清晰，有的人R發音不清甚至很難。
經過統計，他發現中高層人員中，R音的比例比較高（分別為62%和51%，而較低級別的工作人員比例相對較低（只為20%社會語法學（Social grammar）它是當代社會語言學最先進的分支之一。
它以語言生成的社會程序為研究對象，采用非理想內省方法，注重自然語料的社會化和結構化處理，以程序為標準，以解釋為研究取向。語法是生成語言的社會程序。遭受句（如“王冕七歲就去世了”中的“遭受”類動詞移位迫使“遭受” 的主要相關組件quot quot成為句末信息的焦點，生成程序是歸屬原則。
綽號是借助形態學表示小的語義特征，其形態標記主要是重疊、音變、詞綴有三種，生成程序是突顯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