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是道家的哲學思想。它意味著安靜和虛無，順應自然的改革。老子認為宇宙萬物的起源是“道”，而“道”是無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應以“無為”為主。老子的“無為”它既包括個人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包括中國人民的最高境界政治追求。在老子的基礎上莊子發展了對個人精神境界的追求，形成了莊子學，對道家思想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老子“無為”在發展過程中，黃老 黃老的政治追求形成了黃老學說，黃老學說與名刑學說相結合，成為治國的方法之一。漢初采用“無為”的治術，即“與民休息”這項政策對穩定社會秩序和發展生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老子的“無為”思想是由他的生活背景引起的春秋時期是中國封建國家制度崩潰的時代，也是諸侯國之間不斷兼并的時代為了保存自己，各國越來越重視它“有為”和治理相反，老子提出“無為”而治的思想。老子的“無為”思想，和儒家也有相似之處，儒家也說“無為”儒家的政治理想與道家相同，最高理想是“無為而治”在道家思想的發展過程中，“無為”列子的思想也在不斷發展、莊子、楊朱、劉安等人都對“無為”促進了思想的發展。創作了《列子》《莊子》《淮南子》何尚功等作品、王弼、蘇澈等人對《道德經》感興趣“無為”深入研究和解釋的概念。

“無為”作為中國先秦時期道家思想術語，最早出現在老子《道德經》中，為老子所創，作為老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在《道德經》一文中多次提及。

老子的“無為”思想不是消極的無所作為，也不是被動作為，而是順應自然而為， 以“無為”求其無不為，從而達到“有為”的目的。老子“無為”思想的內涵既包含了個人的境界及其行為方式，也包含了政治手段及政治理想。

周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朝代，成立之初，各方國紛紛臣服，為穩定局勢，周朝采取了封國制度，周王自稱天子，是天下諸侯國的共主。周天子分封諸國，視為“建國”，各諸侯國管理自己的邦國視為“立家”。《呂氏春秋》說：周朝的封國有四百多個，歸順的國家有八百多個。周公推行禮樂制度，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各守其位，各盡其職，遵守道德禮樂規范，得到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到了春秋時代，周王室呈現了衰敗之勢，封建邦國制度趨于崩潰，社會動蕩不安，周天子名存實亡，諸侯國之間為了利益爭奪，戰爭不斷，邦國之間不斷兼并，至戰國時代只剩下七個國家。在此不斷發生兼并戰爭的情況下，各諸侯國為了自身的生存，越來越重視“有為”而治，新的治國思想不斷涌現，而老子反其道而行，探究春秋時代背景的根源，從根源出發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思想。

春秋時期，隨著諸侯國之間由于戰爭的需要，變革成為尋求生存、強大邦國之道，“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學術下移，民間私學崛起，呈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文化背景。處于這個時期老子，面對當時的形勢，根據他的人生態度，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闡述包括本體論、宇宙論、規律論、人生論和社會政治論在內的眾多哲學問題，并提出了“無為”的哲學思想。

溯源

“無為”一詞，雖然出自于老子《道德經》，但其思想應是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傳的，中國文化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時代。《系辭》中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卦和坤卦。”這可能是最早的“無為而治”的思想。

《論語.衛靈公》：“采用無為而治的人，大概是舜吧？舜在位時，有什么偉大功績呢？處理好自己的事務，端正好自己的行為罷了。”和《系辭》中的觀點一樣，孔子認為舜的行為就是“無為而治”，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也是“無為而治”，黃帝、堯舜都代表了儒家的“無為”思想。

管仲所處的時代比老子稍早，《管子》一書中有關于“無為”的闡述，如《心術》篇中有：“只有知道不能言說的話，做無為的事情，然后才能知道世界的開元。”《白心》篇中有：“圣人治理國家，先讓自身安靜，然后等待時機，時機到來，財富和名譽都將得到。”這些都是“無為”的思想。但《管子》一書，經研究表明，應為戰國時期的學者托名管子而作，因此，其“無為”之說不應早于老子。

流變

老子“無為”思想的流變，一方面表現在后人在老子“無為”思想的影響下，創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如莊子、列子、楊朱、黃老學派、淮南子等；另一方面表現在對老子“無為”思想的注釋和解讀上。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期，在此期間，各種學說都得到了發展和發揚，老子“無為”的思想也不例外。列子、莊子、楊朱、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等人都是對“無為”思想的發展做出貢獻的學者，經過這些學者的發展，老子“無為”的思想分別形成了老莊之學、列子至虛無心之學、楊朱貴己重生之學、黃老清靜無為之學。

無為

兩漢

西漢初期，中國社會社會在經歷了從春秋以來數百年的混戰時期，又經歷秦國滅亡，楚漢之爭的戰爭，天下百姓迫切希望得到和平。統治者順應時勢要求，采取與民休息，恢復生產的政策，尊崇黃老“清靜無為”的治術，老子“無為”的思想在政治上得到了重視。精研老子思想學說的河上公得到漢文帝的尊重和欣賞，老子的“無為”思想得到了應用，形成了漢初“文景之治”的盛世；老子“無為”的思想也得到了發展，產生了以《淮南子》為代表的、新的“無為”思想學說。

魏晉之后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家之后，儒家思想成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但在經歷西漢和東漢之后，中國社會重新開始了戰亂，儒家思想也受到了魏晉時期思想家的質疑，魏晉玄學重新開始了對老莊思想的研究。王弼就是研究老子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是中國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家，其著作《老子注》和《周易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牟宗三說： “他以透宗之觀念與造極之境界，復活已斷絕四五百年之儒道玄理，廓清四百年來易學之蕪雜，不可謂非慧劍之利鋒、 般若之烈火也。 觀念甚簡易，而造理卻極真實。”

自王弼之后，注解《道德經》就成為了各個時代思想家的一個潮流，上至帝王，下至學者都熱衷于對《道德經》進行解讀。如唐明皇、明太祖都對《道德經》進行了注解，知名學者的注解更是層出不窮，中華古籍庫就包含了49種數字版本的《道德經》。但這些注解都局限于時代的文化特征，缺乏創新和變革。

無為法

佛教術語，亦稱無為，與“有為”相對。為，造作。佛教用以指非因緣所生、永恒不變的絕對存在。認為無為是諸法之真實體性，是終極真理，與實相、法性、真如、涅槃等同意。《大毗娑婆論》卷七十二：“若法無生無滅，無因無果，得無為相，是無為義。”佛教的“無為”是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借用了道家的術語，而其本質也具有相近之處。

無為而治

道家的政治主張。老子《道德經》：“道常常無為而無不為，君王如果能堅守“無為”，萬物都會自己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無為而無不為”，并非無所作為，而是一種“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司馬談《論六家之旨要》）的統治術，老子主要強調順應自然，無為是治的前提和基礎，治是無為的目的和結果。后來黃老學派把它和刑名法術之說結合，強調上下循法，各處其位，各司其事，以達到緩和矛盾，穩定統治的目的。

有為

“有為”是“無為”重要的參照。從政治角度上看，老子在“無為”與“有為”的對舉中，界定了政治秩序的基本架構，并且描述了由政治組織發展和衰壞的階次。 王弼承接老子的思想，將“有為”的弊端提煉為“物不具存”與“物失其真”，在“有為”之治的政治氛圍下，“偽” 與“失真”是普遍存在的，而偽善的產生在根本上源自君主“有為”的偏私以及由此造成的“物不具存”。一般認為，道家是“無為”的，儒家是“有為”的，但究其本質而言，無論是道家還是儒家，其政治理想都是“無為”。

無為政治

1933年5月，胡適在當月出版的第49號《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的文章，提出了“無為政治”。在該文中，胡適根據當時中國農村的現狀，把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歸納為積極救濟和消極的除弊兩種，他認為“積極的救濟決不比消極救濟功效為大”，因為“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者受惠者無窮”，從而提出他的“無為政治”主張：一、裁減官吏與機關；二、停止一 切所謂“建設”事業；三、努力裁兵；四、減輕捐稅。

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中也對“無為政治”進行了描述。費孝通認為，“無為政治”是皇權為了自身的穩定，找到了“無為”的生存價值，確定了“無為政治”的理想。

無待逍遙

莊子的“無為”和老子的“無為”相比，老子的“無為”既是個人的思想境界，也是社會的政治手段，莊子的“無為”更多的是個人的思想境界，而“逍遙”正是莊子無為思想的表達方式。“逍遙游”是《莊子》的首篇，它恰好道出了莊子人生哲學的最高要求和最高境界，也是莊子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逍遙”就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無待”就是“無所待，以游無窮”，就是完全掌握宇宙的自然規律，獲得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絕對自由，這種“逍遙”正是代表了莊子的“無為”思想。

貴無

“貴無”是魏晉玄學思想本，它以“無”為天地萬物的精神本原。“貴無”思想的代表為何晏、王弼，其思想出自于《老子》：“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何晏、王弼二人在對《道德經》的解讀中，分別提出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思想，其中何晏的“以無為本”的思想更為精密，王弼則將“無”與具體聯系起來運用到現實之中。他們二人的思想背景相同，都是為了否定繁瑣的經學和曹魏時期政治狀況，何晏首先確定了魏晉玄學中“無”本論的基礎，王弼則更加詳細地概述和發展了“以無為本”的思想。